2022年7月20日，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刘建辉教授应邀为外文学院师生作题为“中日二百年——从文化史看东亚的近代”的线上讲座。讲座由日语系马英萍副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刘建辉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以一国为单位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有悖文学、文化自身成立的原理，也与历史实情不符。中、日、韩、越东亚四国的文学、文化自古至今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紧密联动的。因此，要再现真实的历史过程，需突破国别界限，从东亚这一宏观区域视角对文学、文化的流动进行考察。

刘建辉教授将东亚的近代文化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即：近代东亚的出发时期——广州时代（1810-1850年代），在此时期以广州十三行为中心，形成了近代的概念及文化空间；近代文化的东渐——上海时代（1850-1880年代），在此时期介绍西方文化的汉译书籍在上海大量出现，并传到日本，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源；近代文化的逆流——东京时代（1890-1900年代），在此时期汉文体取代“侯”文体，成为明治日本的公用语言，而汉文体的成立也对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人的国民意识生成时代（1900-1920年代），这一时期鼓吹日本文化优越性的帝国话语不断生成，极大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日本观；文学往返——相互交错的时代（1910-1930年代）,这一时期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留日学生将日本近代文学理念带回中国，同时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人来到中国寻求创作灵感，将中国题材用于自我表述，获得了新的创作想象力；文化往返——“帝国”支配的时代（1930-1940年代），这一时期帝国话语在近代殖民地都市的连锁形成中不断得到强化。

讲座的最后，刘建辉教授强调了构建东亚整体文化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近二百年来东亚的时空存在一体性，东亚有一个共同的他者，即西方。我们需要对东亚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走向从整体上进行检阅，这是重新审视历史的出发点，不仅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讲座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并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参考。

外文学院日语系

厦门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

文/蔡翔宇 赖雅琼

图/蔡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