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晚，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David Andrew Porter博士应邀为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Beyond Boccaccio：The Value of Reading Medieval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Plague”的精彩讲座。讲座采用线上会议和直播的形式进行，由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苏欲晓教授主持，中心主任陆建德教授也向Porter教授致以了热烈欢迎。Porter教授聚焦中世纪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分析了拉丁语、意大利语、中古英语、古法语等多语言文本，向观众全面展示了文学的互文性，揭示古今人们思维的共通，点明在今日阅读中世纪文学的重要价值。

Porter教授首先提出了三点前提：一是希望能带领大家感受求索知识的快乐，正如公元二世纪基督教神学家Origen of Alexandria想象天堂应该是学习的地方（a lecture-room or school of souls），“scholar”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游戏(game)”的意思，即在学习中找到乐趣；二是本次讲座将模仿中世纪流行的离题式（Digression）讲述风格，涉及非瘟疫相关或非中世纪的文本，但所有内容都将支持主要观点；三是在阅读中世纪文学时要把握文本细节。Porter教授以Antoine ? Raifteiri的自传短诗“Is Mise Raifteirí”的两个版本的翻译为例，分析了“Bhfalla”一词首字母大小写的一字之差便会使读者对诗人形象的解读从快乐的吟游诗人转为悲观的乞讨者，由此可见文本细读的重要性。

随后，Porter教授提到关注中世纪文学的必要性。目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媒体纷纷追溯瘟疫史，其中不乏探寻中世纪瘟疫文学和当今疫情联系的讨论。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学对当今意义重大。Porter教授接着提到梭罗描写常见自然景物的两句小诗对维吉尔的借用，即使跨越近两千年的时光，人类总在分享相似的经历，面对自然的美也有情感共鸣的震颤。同理，古往今来人对重大灾难或瘟疫的反应有着相似之处，因此阅读中世纪文学可以串联古今，使读者体验人类经验的共通之处。

紧接着，Porter教授指出中世纪文学注重继承模仿传统文本。薄伽丘的《十日谈》是瘟疫文学重要篇章，其开篇对黑死病在佛罗伦萨的蔓延进行了详细描述。薄伽丘本人就是黑死病的亲历者，但Porter教授指出其对瘟疫的描述只有一部分来源于自身经历，更多的是参考公元八世纪历史学家Paul the Deacon对六世纪中叶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薄伽丘虽为黑死病的见证者，但仍回溯历史文本，以共通的瘟疫经验映照现实。

此外，Porter教授强调了文学显示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道德之间的密切联系。古罗马诗人Martial在 “Epigram on the Happy Life”一诗中描述了什么是幸福的生活：物质资源充足、精神上轻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Jacobus Susius模仿Martial，创作出带有基督教特色的诗，指出幸福的生活是要不断向上帝靠拢，反驳Martial注重现世快乐的思想。之后十二世纪意大利法学家Placentinus的讽刺诗“Sermo de legibus”通过描写学者身体羸弱展现社会弊病，这首拉丁文诗继承了Martial对幸福生活的理解，认为人要身心健康，讽刺了整天呆在书斋中的学者，埋头于故纸堆无异于自杀，丧失活力，脸色苍白，日渐消瘦；另外，其写到对于学术的骄傲是一种罪，也与Susius的思想共通。三首诗虽主张不同，却共同展现出一种物质、精神与社会道德生活相互联系作用的思维。这一思维也反映在中世纪人们看待瘟疫的态度上，即将瘟疫的爆发归因于精神和道德的败坏。

随后，Porter教授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作家和大主教Andrzej Krzycki的一首拉丁文诗“On an Image of Death and a Child”，他在诗中提到死亡就是虚空（death is nothing），背离基督教传统观念而反映了古希腊罗马传统。孩童死于瘟疫也清晰展现在“Death and the Wetnurse”这份古法语手稿中，其配图展示了代表死亡的骷髅与怀抱婴儿的乳母牵手共舞，文字则写道瘟疫随时会将婴儿和乳母的性命一并夺走，鲜艳的图像与毛骨悚然的内涵形成强烈反差。手稿对黑死病的描述与薄伽丘类似，展示了人们面对瘟疫共有的恐惧心理。

另外，仅仅关注文学中的疾病书写是远远不够的。翻开医书，探询中世纪对疾病的描述，有利于了解中世纪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中世纪人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可影响健康和性格。Niccolò Buccella在“A Renaissance Doctor Treats the Polish King”中提到波兰国王的死因与严冬出猎有关，其实是指冷气导致体液失衡，而非现代理解中的冬天病菌传播快。

Porter教授也强调了人面对瘟疫时的无助与恐惧。乔叟作为瘟疫的亲历者，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提到了瘟疫，例如在赦罪僧的故事（the Pardoner’s tale）中就展示了无数人死于瘟疫的场景，三名青年出城想要铲除“死亡”，却因争夺黄金自相残杀，最终无法逃离死亡的命运。这充分显示了人对死亡的恐惧、人的脆弱与渺小，与今天人们对新冠疫情的恐惧相似。

在中世纪文学中，宗教书写与瘟疫书写相互交织。一方面，人们依据现有知识无力应对瘟疫时，会寻求神的庇佑。“A Hymn to the True Cross”这首诗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生死、疾病与受难这几个概念紧密相连。真十字架是基督教的圣物，代表耶稣受难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人类带来救赎。而据传“布罗姆路 （The Rood of Bromholm）”上有一片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碎片，因此成为朝圣地之一，基督教徒常在此祈求消灾去祸。另一方面，瘟疫也影响着宗教书写。Julian of Norwich曾亲历瘟疫，是灾难的幸存者。她对死亡受难的深刻思考，展示了这段经历对她的写作产生的重大影响。在“A Revelation of Love”中，她提到自己在幻觉中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对耶稣死亡时的描述与常人死于黑死病的症状相似。

讲座最后，Porter教授和观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陆建德教授从中西比较文化的视野出发，提到“Redemption”这一概念汉译的难点和《十日谈》在中国的接受等问题。 Porter教授进一步提到，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时，人们为了消除恐惧选择迫害犹太人，这与今日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对少数族裔尤其是亚裔的抹黑诋毁如出一辙，启发我们更为深刻地思考古今的共通之处，为今日应对疫情提供借鉴。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宣传中心

文\刘月洁、孙世淳、蒋馨悦

图\孙世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