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0日，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2020年高端讲座第一季第四讲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带来题为“语言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心执行副主任苏欲晓教授主持，在腾讯会议、视友、B站等平台进行现场直播，中心成员与各平台观众齐聚云端，见证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讲座和对话。

     杨老师首先由讲座的英文题目“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引出讲座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存在就是语言”？【英文题目并非直译中文题目，而是引用了嘎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话】。针对语言影响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方式，杨老师从三个基本问题--真理和道（Truth and the Way）、时间（Time）、存在（Being）--入手，深入浅出地带领我们比较了东西方的哲学语法，让我们领略了比较文学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学术活力和魅力。

     对第一个关键词“真理”，杨老师指出语言的内部结构关系更能揭示“真理”，而非直接描述其本质，例如，英文版《圣经·约翰福音》（14: 2-6）中的“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无法显示武加大（Vulgate）拉丁文版“Ego sum via, veritas, et vita”中头韵和尾韵体现的语言内部的关联。杨老师强调哲学是为了解决普遍性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占有普遍性，就像我们不能知道真理是什么，只能知道“via, veritas, vita”互相成全、说明、暗示，互为论证“真理”。在对第二个关键词“时间”的讨论中，杨老师通过对比和合本中译《圣经·启示录》的“今在、昔在、永在”和英译“Grace and peace to you from him 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指出英文用三种时态使无法描述的时间有了可以描述的形式，即“关联使得时间得以存在”。最后，杨老师对比了《圣经·出埃及记》英译中的“I AM THAT I AM”（3: 14）和与其对应的希伯来文“YHWH”【只以子音形式出现的“YHWH”意为“我是”，是希伯来人对其至高神的传统敬称】，又联系中文和合本的经典译法“我是自有永有”，将“是”替换为“有”，使无法描述的Being得到了语言结构内部的表达。

     用三个例子讲西方，到中国会怎样？杨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的表达如果没有“是”会怎样？他由法国学者于连（Fran?ois Jullien）学习中文的经历中对“what is this”中译“这是什么东西”引出思考：“东”与“西”作为两极在中文“东西”中被合并，对应英文“this”，这样的表达不存在于西方。于连认为这种从“东西”变为“关系”的畸变包含着巨大的思想可能性。杨老师以中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在《思想、语言与文化》（1938）提出中文没有西方主谓句、没有“to be”动词，从而没有本体的问题这一思考引出西方同一律逻辑（logic of identity）和中国相关律逻辑（correlation logic）的对比，突出中国哲学语言“相待而成”的特点。杨老师进而比较张东荪的思想与法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定义的“颠覆性小说（the subversive novel）”中的对话性与双值性（dialogism and ambivalence），点明克里斯蒂娃将双值性（ambivalence）释义为“共存（coexistence）”，并在注释中提及张东荪用以佐证“现代物理学和古代中国思想的共同指向”（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91, footnote 20）。因此，杨老师认为克里斯蒂娃提出的“ambivalence”与中国思想中的“正反相和、相待而成”异曲同工。

     杨老师由此延伸到西方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并以法国画家高更（Paul Gauguin）的画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D'où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 Où allons-nous ?）》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为例，指出西方读者看到类似作品会联想到哲学基本问题，反映了西方究源逻辑，这与中文的哲学逻辑很不一样。杨老师以北京大觉寺乾隆题匾“无去来处，动静等观”为例，提出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你往何处去”的中国式圆融的应答：我从来处来，我到去处去，即“无去来处”，以不确定的关系来取代了对确定性的描述，里边不同的逻辑在于中国人讲的“关系”与西方哲学追究的“being”的不同，而很多西方哲学家是在“关系”的意义上来重构西方哲学的语法。

     杨老师继而对比了《老子》和《周易》与毕达哥拉斯、莱布尼茨和欧拉对“一”与“二”的哲学讨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不是讲确定的“一”，而是强调不确定的“二”产生了如“一”的状态。杨老师援引了安乐哲（Roger Ames）、关锋和严灵峰对《老子》中“有/无”的研究，指出这里的关键并非 “有”与“无”是否和“being”与“non-being”对应，而应该是“有”和“无”之间的关系，所谓“居无观有，相反相成”。接下来，杨老师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中国传统的否定性思维和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哲学中的否定性思维的对比上。杨老师讲到否定性思维中国自古有之，即在和对立的一方形成一种关系的时候才能接近把握某个东西。这种语言本身构成一套意义关系和结构，在这一套结构中语言有自己的解释力、衍生力，它的意义正在这里，即西方语境中的交互性（commutative）和关联性（correlative）概念。对此，杨老师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仓央嘉措的诗《见与不见》（原作待考证）、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是一是二》图、《孟子》以及王阳明的《传习录》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关系式思维（relational approach）。杨老师总结道：中国和西方都可以找到丰富的否定性思维的资源，从语言留给西方的哲学问题到西方后来的思想者质疑传统的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的语法，西方其实越来越多地跟中国思想有所沟通。

来源：故宫博物院藏品《弘历是一是二图轴》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3226.html

      最后，杨老师强调：“语言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中的“语言”应该是工具性的，应该带有衍生性，它应该是一种有解释力的思想工具，而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不是从这个东西里推导出任何一个本质（essence），而是我们和意义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的关系。

     至此讲座结束，杨慧林老师的讲解不仅包含丰富的理论论证，让我们领略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风范；更包含了众多有趣的文学、翻译实例以及图像资料，展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苏欲晓老师再次感谢了杨慧林老师的精彩讲演，带领我们充分感受了比较文学的美妙迷人与幽深。在问答环节，陆建德老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院友、中国社科院叶丽贤博士，中心成员张雅慧老师、郭兰芳老师等就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主义、西方同一律逻辑等问题与杨老师展开进一步对话，氛围热烈，再一次启发我们多角度思考。

     从2020年6月20日至7月24日，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高端系列讲座共有六讲。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两场讲座带来更多精彩的学术探讨和思想碰撞。

文/刘月洁

编辑/刘文松、王莉玲